从关注“大而不能倒”到警惕“小而不能倒”，将大型银行压力测试的成功经验有效移植到中小银行身上，可能是美联储接下来强化监管的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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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年一样，参加美联储2024年度压力测试的32家大型银行全部过关，美联储随后发布的测试报告指出，美国大型银行拥有足够的资本来承受高度压力的情景，即便是在经济极端衰退的情景下，这些银行也能够一如既往地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并不会给经济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压力测试全部通过的结果，也充分显示了美国银行业具有较强的市场韧性。
危机中诞生的风险警示工具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令雷曼兄弟、贝尔斯登以及美林证券等华尔街金融巨头破产毙命与惨淡离场，同时也将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银行信贷资产中所堆积的庞大次贷风险无情地抖落出来，并让监管层与普通民众对危机的始作俑者有了清醒的认知与判断。作为对危机的及时反思与纠错，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蒂莫西·盖特纳提出了一个名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新方案，该方案开始时叫“估值演练”，后来称为“压力测试”。
“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由两个部分组成，首先，由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货币监理署三大金融监管机构联合设计并执行一项大型金融机构统一测试，分析每家机构面临大萧条时期那样的经济衰退时，所发生的损失程度；接着，三大机构根据压力测试结果确定每家银行需要应对灾难性衰退的缓冲资本规模，并给予每家银行向私人筹集资金的时间窗口，若六个月内得不到足够的筹资支持，财政部将进行注资，而接受注资的银行必须稀释股权甚至国有化。
2009年19家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的美国大型银行接受了首轮年度压力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共有10家存在合计约746亿美元的资本缺口，但缺口规模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也在市场可承受范围之内，叠加当时银行业盈利的好转，投资者很快恢复了对美国银行业的信心，也基本打消了市场对银行国有化的疑虑，整个金融市场于是显示出明显企稳的态势。“压力测试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自那以后，美国银行体系走上了稳步强化的道路。”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这样写道。
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明确规定资产规模在1000亿~2500亿美元之间的美国大型银行须每隔一年（也可以在每年）开展一次压力测试，而资产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银行必须每年接受压力测试，压力测试正式上升到国家法律规范的高度。也是在同一年，美联储全面接管了大型银行的监管职责，并对压力测试框架进行了调整与完善，随后，美国银行、花旗银行以及富国银行等在内的34家美国大型银行接受了新版压力测试，且全部达标过关。
由于允许资产规模在1000亿~2500亿美元之间的银行每隔一年接受一次测试，每年参与测试的银行数目多少会有所不同，但回过头去看，为了能够证明自己，很多美国大银行都会主动申请接受每年一度的压力测试。必须强调的是，接受测试的除了纯美资银行外，还有不少在美外资银行，从2024年参与测试的银行看，32家银行中就有巴克莱银行、蒙特利尔银行、瑞士信贷控股、德意志银行、汇丰北美控股、RBC美国集团控股、道明银行美国控股、瑞银美洲控股等非美银行，但这些银行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
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对银行压力测试目前所依赖的主要标准来自于“巴塞尔协议Ⅲ”。金融危机后，为防范“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巴塞尔协议》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CET1）由原来的2%提高至4.5%，一级资本充足率由4%提高至6%，但8%的总体资本充足率保持不变；不仅如此，“巴塞尔协议Ⅲ”还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了附加资本的额外要求，即将G-SIBs分为1~5个档次，每个档次对应的附加资本比例分别是1%、1.5%、2%、2.5%及3.5%。美联储所谓的银行压力测试达标，首先就是指参试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须满足4.5%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美国最大的六家银行摩根大通、花旗、富国银行、美国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美联储会给予特别的关注。
基于压力测试的经验，美联储发布了《银行资本监管改革最终规则》，正式引入“压力资本缓冲”（SCB）概念，明确美国大型银行的普通股资本充足率=CET1+SCB+G-SIBs附加要求，其中规定SCB不得低于2.5%。从最新的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目看，第五档长期空缺，摩根大通进入到了G-SIBs最高档即第四档，处在第三档的有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和汇丰银行等，高盛集团、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等位于第二档，美国道富银行、瑞士银行以及瑞士信贷处在第一档。
测试情景指标日臻完善
美联储所设想的压力测试情景框架中，既包括国际经济与世界贸易等重要指标，更包括国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等核心要素，既涵盖货币市场利率等主要因素，也纳入了资产价格等关键因子，目前共计69个指标，测试过程中，这些指标因素都会通过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传导路径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产生重要影响，最终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则通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一级杠杆率、补充杠杆率等指标显示出来，美联储便可借此甄别和评估未来九个季度在极端不利的情景下银行在资本水平、吸收损失能力以及收入和支出等方面的弹性力度。
总体来看，压力测试情景包括基线情景和极端不利情景两种，前者是指较大概率可以出现的情景，相应的指标设定水平与现实的差距不会太离谱，而后者产生的概率程度则小得多，只是所对应的指标状况更恶劣一些。尽管如此，美联储还是更侧重关注极端不利情景，通俗地讲就是已经想到了银行可能遇到的最坏情况，因此，美联储采用的银行压力测试指标严酷性远超现实水平。以最近三年论，美联储设定的测试情景是：全球经济下降4%，美国GDP负增长5.9%，失业率升至10%，商业地产价格暴跌40%，房价暴挫38%，股市下跌55%等，按照历史经验，这些坏数据只会极少出现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期或金融危机高峰时段，而最终三年测定的一致性结果是，虽然大型银行的整体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在强大压力冲击之下有所下降，但降幅只在2个百分点左右，并且所有银行的CET1远远保持在4.5%之上。
当然，在压力测试的指标矩阵中，美联储一定会有所侧重。由于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倾向于更灵活的办公安排，金融、信息技术、房地产和行政管理等白领行业所需的办公空间持续减缩，时至今日美国主要城市的办公室入驻率还停留在疫情前约50%的水平，办公楼空置率达到了20%，加之美联储加息带来的贷款利率上升，美国商业地产价格连续多年阴跌，受到影响，继去年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等六家美国银行倒闭后，费城共和第一银行又在今年4月走上不归之路，同时纽约社区银行的股价也因商业地产价值的萎缩而出现罕见的波动。于是，商业房地产成为了美联储今年压力测试的重中之重。虽然商业地产40%的价格跌幅从数字上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给银行所产生的资本损失却是金融危机期间损失率水平的三倍之多。
适时引入一些关键指标也是美联储压力测试情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的重要表现。压力测试推进的最初五年，美联储因未能深入观察银行在利率飙升时的表现而饱受批评，于是从2014年起，压力测试增加了利率升高风险这一变量指标，同期纳入测试场景的还有美国5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化指标，以此为基础，从2023年开始，美联储增设了银行所面临“市场冲击”的测试情景，包括利率与短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以及美元出现大幅贬值，重点测试的是在极端的货币资产环境中，大型银行能否承受住最大或者几个交易对手方破产的危机压力。另外，今年美联储又引入了称为“探索性分析”的压力测试框架，重点检测与评估银行在融资压力和对冲基金倒闭等假设性冲击下的表现。
接下来，美联储还会进一步丰富压力测试指标，其中最有可能纳入进来的是全球气候变化压力指标。据悉，纽约联储、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以及纽约大学等机构已共同编制出气候变化压力测试的模型，基于气候变化的物理影响会导致经济活动的中断，以及经济向低碳环境转型会导致政策变化，进而必然会给金融部门带来系统性风险的判断，该模型设计了全方位气候风险函数，代入压力测试框架后便可发现银行资产最易受到冲击的部位以及总体资本缺口，最终检测出银行的吸收损失以及接续放贷的能力。
测试结果与监管应用紧密挂钩
银行压力测试是对银行提出前瞻性风险监测与预警，对于银行而言，接受压力测试，等于就是将自己放在了最严酷的极端情景中，而在如此情景中还能够消化损失并维持运营，尤其是还可以继续向家庭和企业提供足额信贷，说明银行并不存在让市场忧虑的风险，相反具备了强大的资本实力，而这样的银行也必然会赢得公众更多的信任，并呈现出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对于美联储而言，作为手中所掌控的风险管理核心工具，压力测试可以让监管与测试结果实现紧密关联并确保监管的真实落地。
首先，美联储可以灵活调控参加测试银行的资本支出计划。压力测试结果与资本支出计划高度联动，对于测试结果完全达标的银行，美联储会在股息与红利分配、股票回购上给予完全放行，大股东与银行高管获得更多回报后也会提升风险管理意识，同时通过股票回购还能进一步增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正向激励功能由此得到充分释放；对于那些测试结果勉强达标的银行，美联储会对其资本支出计划给予“有条件批准”，若在规定时间内（通常为半年）满足了测试要求，美联储也会自动解除短期限制；对于那些严重弱于压力测试指标的银行，美联储会禁止分红派息，同时处以惩罚性措施，如强制性从外部注入资本并稀释原股东股权等。
其次，美联储可以实现对参试银行的差异化资本监管。美联储在压力测试后引入了“压力资本缓冲”概念，除了重点关注测试后大型银行的整体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外，美联储还会重视测试银行在其他重要指标如SCB、G-SIBs附加要求等指标的满足状况，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测试银行测试后显示出的CET1或者整体资本充足率再高，如果SCB、G-SIBs附加要求等未能达标，也同样会触发美联储的分红派息政策禁令，这种不留任何风险盲点的监管无疑有助于提升银行业的整体健康水平。数据显示，经过压力测试，过去10年中，美国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平均得分由227上涨到了231，呈现出稳健上升的趋势。
再次，美联储可以应时调整金融监管的柔韧度。美国大型银行截至今年已经历16轮压力测试，虽然参试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意识以及预防风险的警惕性不断增强，但由此承受的压力也非同一般，尤其是去年7月美联储等金融业主流监管机构发布了一揽子改革提议，意欲将资产规模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再增加约16%，此举也引起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集体反对，它们认为更高的资本金要求可能会增加银行的负担，提高客户成本，抑制贷款活动，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并削弱美国银行与国际竞争对手的竞争力。但可喜的是，今年参加压力测试的大型银行如过往一样集体达标，说明自身对风险具有足够的承受与分解能力，也增加了要求美联储不再提升监管力度的筹码。据悉，美联储已拟定好了一份文件，准备将CET1的增幅从原定的16%降至5%，预示着美国银行业即将迎来更为宽松的资本监管环境。
最后，美联储可以就加强对中小银行的监管试水探路。截至目前参与测试的美国银行都是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但最近两年接连引爆市场风险的又恰恰是中小型银行，之所以如此，就是为美联储压力测试中最关注的指标即商业地产风险在中小银行身上呈现出了更大的敞口，而且像第一公民银行以及纽约社区银行等都是在收购了问题银行后资产规模便冲上了1000亿美元，只是来不及进行及时的压力测试就发生了爆雷事件。因此，从关注“大而不能倒”到警惕“小而不能倒”，将大型银行压力测试的成功经验有效移植到中小银行身上，可能是美联储接下来强化监管的重头戏。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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